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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18世纪乾隆盛世是近代中国的鼎盛时期,到处歌舞升平。如果把无锡尚德跟盛世时期的乾隆朝廷相比,谁的收入更多呢?以1766年为例,那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937万两银子,如果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比尚德2006年的销售收入多,但低于它2007年的收入。也就是说,当年一个盛世朝廷的岁入还顶不上一个只有6岁的民营公司—无锡尚德!乾隆皇帝一年可以花的钱并不比如今施正荣的尚德要多,更何况施正荣自己还有29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虽然乾隆是盛世皇帝,但他的财富以及能控制的开支却不如今天一个施正荣!今天,村里农民多做一天工,能赚20元,相当于一天能赚50只鸡蛋(比“文革”时期高16倍),4斤肉(高15倍),5.7斤鱼(高16倍)。以食物作价值基准,我们看到,即使是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改革开放也使他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增加了许多倍。空调技术和交通技术也使我们的食物结构不再受季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能吃到苹果,北方人也不用等到夏天去了广东才能吃到荔枝。1986~1990年我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间她只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顺儿子在大夏天,跑遍整个广州城都没能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广州,就连全国各地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再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2020欧洲杯竞猜app由于小麦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格比240年前低更多。如果以面粉为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000斤面粉要13.74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是1斤1.1元,12亿美元相当于87.3亿斤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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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才成立,但到2006年收入已近6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为看清为什么一国的财富不只是由其自然资源决定,我们不妨把国民经济看成只有两组群体组成:厂商(公司)和居民(消费者)。如果要使经济快速增长、使国家富强,厂商必须有激励、也愿意去扩大投资、扩大生产;当厂商利润增长时,居民的收入就会增加;当居民得到更高收入后,他们就会增加消费;这些增加的居民消费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厂商去扩大投资、增加生产。这条经济增长链的任何环节都必须“运作正常”、缺一不可。比如,假如居民在收入增加后不是去增加消费,而是把更多收入储蓄起来,那么除非国外需求很强(靠出口来增长),否则经济增长链到这一步就被卡住了。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了6年时间就成为拥有29亿美元的富豪?这个世界能创造如此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讲。2020欧洲杯竞猜app注:这些铁路外债利率即使按今天的标准也不算高,更何况那时的中国政治、社会动荡,国家风险、政治风险都不低。

同样道理,汽车贷款是另一个关系消费者的重要金融证券品种,它也可减少居民的储蓄必要性,助长消费需求。1950年全美汽车贷款余额仅为47亿美元,到1960年为168亿美元,但截至1999年底则达到4679亿美元(见图2–6)。即使当时的西方国家不设置贸易壁垒,国民政府的开放政策也不会有充分的时间去产生效果,因为到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连续8年的抗战,加上随后的内战,经济发展又重新回到第二位。首先是“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东西上。比如,原来手工做衬衣,可能要一天多时间才做1件,但是,现在通过机械化生产,加上流水线式的劳动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个制衣工人一天能做好50件以上。原来在南方的粮食、蔬菜生产,一年只能种两季,现在有了温室技术,同一亩地一年甚至可以种20季蔬菜。鸡蛋、肉类的生产速度也因机械化和现代技术而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对生产能力、财富能力的推动力是以往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方面发展的起始点一般认为在1780年左右,即首先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另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是,到190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派遣学法律出身的人做外交官。这在美国和拉美国家并非新鲜事,但对欧洲国家而言,外交官的选拔历来以家庭出身与个人财富而定。但到了19世纪末,欧洲国家也开始注重选用有法律背景的人做外交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外交政策与外交文化更注重法律和程序规则创造了条件,也直接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并增强了其重要性,对国际秩序的“法律化”贡献甚大。

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000米棉布要122.2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1米在5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我们可以简单看看私有产权的保护机制。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住在帝国大厦里的公司就没有动力去多雇人、去开发更多产品来扩大业务;如果这些公司不能扩展业务增加赢利,那么一方面它们无法给现有的员工加薪,使员工们的消费需求下降;另一方面这些公司愿付给帝国大厦的办公室租金也会下降,使帝国大厦未来的现金流减少,结果是帝国大厦的价值下跌。于是,帝国大厦管理公司给员工的工资也只能减少,甚至裁员。当然,如果因产权得不到保护使整个经济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其结局只能是整个国家的财富都逐步下跌。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才成立,但到2006年收入已近6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有了这么发达的住房贷款市场,美国居民当然用不着为买房而把所有的收入都储蓄下来(到2002年人均储蓄率不到4%,见图2–3),而是平均每年拿出自己收入的5%~6%来支付房贷利息。在没有为购房而储蓄的压力的情况下,消费倾向自然高,难怪美国的内需过剩、可以吸收那么多国家的出口。

那么,在仰融案中辽宁省政府是否该应诉呢?答案是显然的。本案从多方面看都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案例。在今天,产权跨国界流通、跨国界交叉持有已经是常事。外国公司和个人可直接来中国投资,也可在纽约证交所、新加坡交易所购买中国公司的股票。同样,海尔等企业可在美国投资设厂,随着QDII的引进和中国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中国公民与公司也会直接、间接地持有外国公司的产权。在这种产权跨国流通的背后,人们对跨国产权的保护自然有一定的预期,对所持产权的国家的政府行为也当然有一定的预期,否则谁会把钱投资到你这里呢?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我们发现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即使有统一的法律和权力机构,投资者的产权也不一定能得到可靠、公正的保护。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境内移到境外、从国内移到跨国持有的产权,那么海外产权保护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就尤其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吸引外资,要到海外上市融资,要让我们的产品外销到世界各地;但另一方面在产权保护、合同的遵守上又我行我素,甚至在出现产权纠纷时还拒不应诉。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1907年的海牙会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律师主导的国际会议。这些律师们共同的职业训练使他们习惯性地尊重程序规则、尊重事前确定的“法治”,也让他们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职业精神是通过仲裁和独立司法来解决人们之间、企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纠纷,是要讲“文明”,而不是付诸武力。相比之下,在1864年的日内瓦世界大会和19世纪召开的其他国际和平会议上,律师背景的代表只占极少数,因此那些会议也不太可能达成协议,废弃武力解决国际债务纠纷的历史惯例。2020欧洲杯竞猜app我们当然可以用其他食物或日用品作价值基准,来判断乾隆和施正荣的收入高低,但基本的结论如下:第一,如果采用银子这种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略高于乾隆朝廷。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这些价格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显得更高了。第四,相反,豆角类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本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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